11月2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、行政庭庭长贺小荣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备受各界关注的《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，　今年8月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上《意见》审议通过。近期将报请党中央、国务院印发实施。知识产权是现代社会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，也是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。贺小荣在文章中强调，强化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，“提高法定赔偿上限，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”。“这些都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存在的老问题。”原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、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主编蒋志培说。

   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，着作权法修订草案和专利法修订草案目前均已结束公开征求意见，草案中的法定赔偿上限分别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50万元、10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、500万元。据《人民法院报》10月19日报道，最高法“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问题也将继续保持高度关注，加强研究总结，适时提出意见。”

提高法定赔偿上限

    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需，如今亦已成社会共识。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时，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提交建议称，“适当提高侵权法定赔偿上限，加大司法临时禁令的适用力度，针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。”
如今，上述建议中的两点已获司法机关回应。提高法定赔偿上限被认为有利于破解知识产权保护的赔偿难问题。
我国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计算的几种方式：即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、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，以及按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（仅商标、专利案件）计算。

    “但实际案件中，由于当事人证据、观念等原因，比如拿不出账目、审计结果等，导致无法按照以上方式计算时，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法定赔偿。”蒋志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比如《商标法》规定，上述计算方式“难以确定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”，即商标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上限为300万元。

     现实中，法定赔偿反而是知识产权案件中最普遍的赔偿方式。有法官统计了北京市2013-2015年审理的3410起知识产权赔偿案件中，着作权和商标权案件使用法定赔偿的案件分别占到了97.12%和99.59%，专利权案件也占到了83.33%。

     由于上限的存在，造成大多数案件的赔偿额较低。比如记者得到的报告显示，2010年10月至2015年12月，长沙市中院审理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，判赔5万元以下的占92%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年审理的54起赔偿案件中，也只有10起完全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。这54起案件的原告平均起诉赔偿额约95万元，但法院判决的平均赔偿额只有约45万元。
    
      因此，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将法定赔偿上限从1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。在已启动修订的着作权法和专利法草案中，均提高了法定赔偿的上限，分别由现行法律的50万元、10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、500万元。“我认为着作权100万的法定赔偿上限仍然不够，可以提高到200万元。以往社会对着作权普遍重视不够，但现在一款软件的着作权，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。”北京外国语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丛立先说。

惩罚性赔偿落地难

     贺小荣在11月21日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中还提出探索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。我国《商标法》最早建立了这个制度，其规定“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。”（上述方法指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、侵权人的违法所得、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）。此外，已启动修订的着作权法、专利法也拟提出“二到三倍”的惩罚性赔偿。

     “惩罚性赔偿突破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已有的‘填平原则’，即权利人损失多少，侵权人就赔偿多少。”丛立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但司法实践中，惩罚性赔偿很少应用。“目前法律中按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赔偿等规定，已经有了惩罚性赔偿的雏形，但问题在于计算的标准不清，比如有的权利人的专利许可没有经过转让，难以确定市场价格。”蒋志培说。

    “知识产权审判中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来就已很大，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后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更大，容易产生司法腐败。”丛立先认为。“还应注意的是，目前对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呼声最强烈的，是那些大企业，尤其是跨国企业。”丛立先说。

     一旦建立起这个制度，还面临落地问题。“比如是只对一部分侵权人实行惩罚性赔偿，还是对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侵权人实行？如果只对一部分实行，难免被诟病选择性司法；如果全部实行，在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，又不现实。”丛立先说。“我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应该全面贯彻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，不宜突出强调某种制度，而是完整执行法律规定的赔偿制度细则。”蒋志培说。